看守所里的一间南向屋子，阳光从对开的玻璃窗照进去。温暖和煦的阳光下，几个坐在窗边的女人惬意地小声谈话，叽叽笑着甩出手里的扑克牌。时不时有人后悔地抽出发出去几轮的牌，然后其他人也就跟着捡回自己的牌重新出。她们完全没有有争输赢的意思，只是在用扑克牌打发时间。

这阳光穿过她们，照到与窗相对的门扉上。

门扉上下深浅不一的颜色，显示出阳光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季节的最高点了。

这屋子不算大，南窗下的木板大通铺上，如同军营一般整齐地叠放着“豆腐块”一样的深蓝色被褥。不仅是木板插出了油润的光泽，就是水泥地面也是翻着同样温润的光泽了。

一边的屋角放了两个偏陈旧的铝水桶，是七十年代常见的挑水用的。虽有隐隐的尿骚味道传出来，但是这俩桶的外壁都洗刷的非常干净。另一边的屋角放了一个陈旧的榆木炕几，上面整整齐齐地靠墙摆了一横排两两摞在一起的塑料饭碗，七个羹匙的朝向角度都完全一致。

打了刘主任的老太太，正侧对那俩水桶、靠着墙、盘着腿坐在大铺上，哼哼唧唧地一直在哭。她两只手轮替地用袖子抹眼泪擤鼻涕，最后鼻涕眼泪都抹到了一起。

同屋的人时不时嫌弃地瞥她一眼。一个上岁数的斯文女人，看不过眼她那埋汰样了，扯了一条毛巾递给她。

“老太太，你进来了，就得想着怎么向政府坦白交代，争取能早日回家。在这里再怎么哭，也都是没用的。谁叫你犯事儿进来了呢。”

老太太“嗷”地一嗓子，把递毛巾的人吓了一跳。老太太不服气地说：“俺就打了她几个耳光，值得着把俺关大牢吗？这不是欺负俺老百姓吗？”

咦？老太太不哭了，还开口说话了！有好趣的搁下手里的扑克牌凑过来磨牙。

“老太太你打了谁啊？”

“把人打死没？”

“没死。”老太太横叨叨地回了一句，但是她的神情可反映出她没有理直气壮的底气。

“看老太太这模样也不是能打死人的。”

“那当然了。死刑的进来都要砸上脚镣的。”

“那打伤人的，进来也要戴几天手铐杀威啊。她怎么手铐都没戴？”

“老太太，你不是叫人蒙了吧？你连手铐都没混上，你是真的打着人了？别是吹牛逼的吧。”

几个女人的话越说越不堪，老太太被挤兑的脸红起来。她沙哑着嗓子喊道：“俺就扇了那娘们几个耳光，然后医院就给她把脑袋打开了做手术，说是脑袋瓜子里面的血管破了。”

围过来跟老太太闲磨牙的几个女人立即躲了，都似信非信地互相看看，然后心有默契地重新捡起了扑克牌，有一搭没一搭地玩着。她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老太太能把别人打得脑出血，还是躲远点儿才好。

唯有那个斯文女人还在老太太不远不近的地方呆着。老太太见她不躲自己，就接过她手里的毛巾抹扯几把脸，对她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大妹子，这毛巾，回头俺洗洗再还你了。看都弄的这么埋汰了。”

“送给你了。”

“俺怎么好白要你的东西。这毛巾也要卖一块五呢。”

“也不值得什么的，你也没带东西进来。这块送你用了，我还有呢。老太太，你打了谁啊？”

“省医院的妇产科刘主任。”老太太脑袋还挺清醒的。

“为什么啊？”女人的好奇心掩映在她斯文的外貌下。

“俺闺女好容易才生出了外孙子，她给药死了。”

躲着老太太的那几个女人，立即停了手里的出牌动作，都把耳朵竖起来了，专心去听她们这边的动静。

那斯文女人嘴角噙着笑意，“你们没报案吗？”

“报什么案啊。”老太太悲从心来，眼泪扑簌簌地再度滚落下来。“是计生的那些人伙着警察一起，押着俺闺女去医院的。俺姑爷三代单传哪，这是有了几辈子的仇恨，要人家断子绝孙啊。

呜呜呜。”

老太太再度哭起来。隔了一会儿，又继续说话。

“也是俺闺女的肚皮也不争气。前面生第二个女孩儿的时候，就把好容易才套/弄到的工作整没了。这回花了不少钱，托人去医院看了是怀了个男孩儿才留下的。在外面都躲到快生了，还是没逃过去。到了叫那黑心的主任给下药了。”

屋子里的女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工作的人生二胎一律要开除的，她们家生了二胎不算还非要生第三胎、非得是个儿子？

“老太太，你打了计生办的人没？”一个大个子女人转过来问。

老太太撇嘴：“那些人比过去收租的还厉害呢。就这么地还要扒我那亲家的房子。谁敢招惹她们。”

“那你打警察了？押你闺女去医院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