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并没有刘洪涛那样对不少的问题都毫无顾及的直言，因此思索了许久才不带任何语言的平淡回道：“如果像师傅在江西等地那样的做法，大概可以维持七年的时间。各县公安军军管会的整顿，再查抄出两千万两来已经是上限。从江西湖广等地的报告来看，我估计全国此类赃银至少还应该有少则六七千万两，多则上亿两的规模，但是自古以来前所未有的针对自己统治层的大清洗，还是以那样严厉的手段，这必然重新导致大量的硬通货重新转为地财，我们即便以突袭手段展开全国行动，所获得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张海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很多时间内就做出了利弊的权衡：“如果为了这六千万两到一亿两的暂时收入，我们可能要在今后至少一代人的时间里让总规模可能多达十亿两上下的财政收支打至少两成的低效折扣，总的来看就是算经济帐和财政帐也不划算。养痈养虎的事情，我们新朝政权是不会去做的。”

李峰依然以那十分淡然的态度回道：“那么再各县最多在今年获得两千万两左右或略多的查抄收入，之后队伍内外依靠举报上交所能够获得的收入要小于商税，也不会比盐税的规模更大，主要还是来自于新朝政权自身的机制性经济案件。这样算起来，我们的家底大概可以支持七年左右的时间。”

张海觉得七年的时间虽然谈不上多么宽裕，但也并不紧迫：“七年的时间应该足够了。即便按照传统那一套效率的技工模式，三年出徒十年出师，七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的执政卓有成效，也可以让至少扩大到十万人规模的队伍内的水力工场的大多数员工做到比较熟练的水平，民间传统工商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同时，在农业税赋比较轻几乎相当于三十税一的情况下。各地的农业生产也应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如果我们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做的好一些，说不定可以取得更突出的成就。”

在这个年景不算很好，农业上也很大程度上靠天收的年代，有过一些执政经验的李峰对于在七年之内农业上有明显的改善并不看好：“从我翻阅的很多县志州志乃至阅读的不少我们查抄中所获得家族笔记来看：像我新朝这样的大治之年，民众生活的主要改善其实也就是靠土地的分配更为合理些，负担少些罢了。这七年的时间里光是人丁说不定就要增加一成，还不谈人祸少的年景下不少儿童有可能增长为青年，消耗的粮食更多。而耕作制度的改编，软手段我们在南直隶浙江的两省都试过不那么理想。强制或半强制的手段效果也难以预料，恐怕还要朝廷积累几年的名望才能顺利的做这些事。”

李峰对不少事情做出回答后张海沉默了许久，忽然向一直以来都很少参与大事讨论的柳香说道：“相比旧王朝，我们每年两千万两上下主要靠之前的抄掠才获得的财力还是太过于拮据了。香儿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柳香一本正经的郑重回道：“关外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弃地，我们这次北征获得了不少马匹资源，除了用做军用外，用做农耕也当有极大的助益。旧时辽东各部仅仅依靠一百多万满汉族群就供养了十万骑兵，这还是不少汉民被赶出辽东的结果。依靠关外已经开发的比较成熟的黑土地，如果我们认真的利用当地的辽民加上一部分补充人口做为新的官田，虽然那里的亩产远不能同东南膏腴之地相比。但是因为沿河的耕地广阔，每年也应当有千余万贯的收入。同时在今后的十年里如果能够让不少内地的辽民与山东等地贫民北迁移，外加以其他种种方式鼓励向辽东移民，以每年四十万左右的移民规模也可以极大的减轻内地人口压力。加上我们的公安军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义务役，其粮饷消耗很大程度上能返还给民间。这些政策如果能善加利用，民间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恢复应该可以在七到十年的时间里大变样的。当年卧薪尝胆的典故不也仅仅用了十年生聚的时间么？”柳香的回答当然并不令张海惊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海在会前曾经开导的结果。不过李峰，刘洪涛等人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