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唐二姐说的简单, 事实上却在老江家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

江家有三兄弟, 按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诚安有了发财的路子，哪怕是有点儿风险，可跟那巨额的利润比起来，这点儿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

前年, 江诚安只是探探路, 累得很，却没赚着几个钱。那会儿, 老江家的人都嫌弃他瞎折腾，不好好在家里种地，偏搞那些个花样。结果, 地里的收成不好, 钱也没挣着多少，反而差点儿把人累出毛病来。

可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哪怕去年一整年, 比起前年更累、更艰辛、更磨砺人, 然而因为利润惊人, 仿佛所有一切的劳累都变得值得了。

这个时候，老江家就开始眼红了。

就在去年春节前夕，江诚安带着媳妇儿和大舅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旁人家过年最多也就是割几斤肉，买两身新衣裳，唯独江诚安大包小包的一大堆, 足足装了一整辆牛车。

吃喝倒是没多少，最多也就是一些包装别致、色彩鲜艳的糖果块块。可那些颜色艳丽的成品衣服鞋子、需要凭票开后门才能弄到手的收音机、自行车等等，就跟不要钱似的，装满了整辆牛车，看得乡亲们两眼发直。

即便后来，江诚安也解释了，这里多半都是别人托付他带来的，小部分也是掏了本钱打算运到老家赚个差价的。

可跟那成堆的紧俏商品比起来，他的解释显得既苍白又无力。

反正在乡亲们眼里，江诚安这是出息了，本事了，发大财了。

别人都这么想了，更别提他那两个亲弟弟了。

就在旁人家都和乐融融的准备过年时，老江家很是闹了一场，江婆婆被俩小儿子怂恿着去找了大儿子，非要他开春离开时再上弟弟们。

江诚安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一再解释南下当倒爷真的真的很辛苦。

“挣钱哪儿能不辛苦？放心吧，你那俩弟弟都是能吃苦的，再说了，你是当哥哥的，就算他俩有啥做不了的，你帮他们干呗。”

这是江母的原话，也是她的心里话。

在江母看来，大儿子既然有赚钱的门路，当然得紧着二儿子、三儿子来，哪儿能白白便宜了唐家呢？没听说过谁家有亲弟弟不带，特地跑去带大舅子的。

不止江母是这么认为的，江父以及江家两个弟弟、弟媳妇儿，全都是这么想的。

倒不是他们眼皮子浅，而是这一年来，江诚安确实捞了不少钱。

头一年，刚改革开放不久，干啥都是束手束脚的，生怕啥时候政策再改回去，那他们这些倒爷等于就是出头鸟，只等着被打吧。可人呢，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胆量，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练出来的。最开始，做一些小本买卖，像手绢、头花一类的，就算被抓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后来，江诚安开始插手一些紧俏商品，南方城市里最流行的鲜亮成品衣服鞋子利润就很高，再往后干脆连收音机、电视机等等，都忍不住入了手。

八十年代初期，南方沿海城市真的是遍地黄金，只要你有本钱有胆子，还有能耐将南方的东西运往内地销售，那就没有亏本的可能。

而江诚安又有头一年踩地盘打底，各处人脉都有，加上后来插手了紧俏的家用电器，根本就不需要他出面兜售，有的是人打探清楚消息后，急吼吼的连夜蹲守在火车站里，一看到他甚至连货品都还没看清楚，就已经亟不可待的从兜里掏出钱往他手里塞。

辛苦是难免的，从南至北，这年头又全是慢吞吞的绿皮火车，整个旅行中吃不好睡不好，更多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而且别人是偶尔坐一次火车，他们则是连轴转，还经常昼夜颠倒，或者干脆几宿几宿的忙活。

多亏几人年岁轻，这才勉强熬了下来。当然，等年底盘算账目后，看着这么丰厚的利润，再多的辛苦也值当了。

江诚安也想带亲弟弟们一起发财，可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

“妈，我这门路是从哪儿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是我媳妇儿的大姐夫是铁道局的，给我们批下来了免费乘坐火车的条子，光路费你知道要多少吗？我这么给你算，从咱们这儿去海城，单趟坐票就要四十五块钱。要是去的是鹏城，中途还得转车，一来一回，利润就全砸里头了。”